案例

 

　　2015年10月15日，A公司与B签订《补充协议》，协议就以下两件事进行补充约定：1.A公司与C公司(B为该公司股东之一)关于《某工程的承包意向协议》中意向金的退还事宜，C公司应向A公司退还意向金100万元;2.A公司与D公司(B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)关于《某商业裙楼修复施工承包合同》中工程款结算事宜，D公司应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48万元。《补充协议》第2条约定，若C公司不能按时履行退还意向金，由C公司股东B个人承担连带责任代为偿还。第7条第2款约定，本补充协议A公司与C公司、D公司各执两份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且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至双方结清所有款项后失效。其中，关于意向金退还问题，若因C公司公章管制原因未能加盖公章，B签名并加按手印后也视为有效。C公司没有在《补充协议》加盖公章，B在“签约代表”处签字但未捺手印，A公司在“乙方单位(盖章)”处盖章。

 

　　2015年11月，A公司向法院起诉D公司，要求支付工程尾款。法院已于2016年4月作出判决;

 

　　2016年6月，A公司依据《某工程的承包意向协议》中的仲裁条款向本会提起仲裁，要求C公司退还意向金，B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

 

　　上述两案中，《补充协议》均作为证据以及支付方式的依据。

 

　　引言：本文案例中的《补充协议》是两个不同案件中的证据，虽说《补充协议》的签字主体相同，但因签字主体的法律角色有异，故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中产生的效力也截然不同。

 

　　《补充协议》之于A公司与D公司：

 

　　A公司因工程款问题向法院起诉，要求D公司按照《补充协议》的约定支付工程尾款。B是D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《补充协议》有B的签字，没有D公司的盖章。最后，法院认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义在《补充协议》等合同文件上签字，但未加盖法人印章的情况，除非另有约定，否则应认定为有效，理由如下：

 

　　首先，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，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，其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其次，法定代表人是由法人的设立机关或股东(大)会、董事会确定的。例如，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、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，而这些人选实际上是由持有表决权优势的股东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法定代表人行为是法人单位实际控制人意志的体现，相应地，其行为后果也应由法人承担。最后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与法人单位的盖章无实质区别。因为，单位印章本身没有“手”、“脚”，也没有“意识”。盖章必须通过人来完成，那么，哪个“人”有权盖章呢?显然非法定代表人莫属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法定代表人拿起笔签字，和拿起印章加盖是一样的。对此问题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《公司案件审判指导》一书中曾指出：公司的意思表示并非只能通过公司印鉴形式表征出来，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只有凭印鉴才能行使代表权，并不能认为欠缺了印鉴，公司就无法做出意思表示。由于法定代表人本身即代表公司，在没有特别约定时，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所作出的意思表示(如签名)，即可视为公司的意思表示。

 

　　我国《合同法》第32条规定：“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。”据此可知，当事人签字与加盖公章一般并不需要同时具备，只要有其一即可。但在当事人对合同生效的条件有特殊约定或法律、法规有特别规定的时候，则需按特别约定或规定履行，本文中《补充协议》之于A公司、C公司的效力问题就在于此。

 

　　《补充协议》之于A公司与C公司、B：

 

　　《补充协议》中，B作为签约主体时，其实担当了两重法律角色：

 

　　1.作为D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对A公司与D公司《某商业裙楼修复施工承包合同》项下工程尾款事宜协商，并达成合意签订协议;

 

　　2.作为C公司的股东及个人，与A公司就《某工程的承包意向协议》项下意向金退还事宜协商，并签订补充协议。

 

　　前者中B签字的效力问题上文已经阐明，在此不再赘述;但对于后者，B的签字是否导致《补充协议》生效?B又是否应以个人名义承担连带责任呢?

 

　　A公司认为，法院已于前案中对《补充协议》的效力进行了认定，即已经生效且对A公司与D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，故在后案中，生效的协议也应对C公司及B产生约束力。

 

　　一般而言，我们对于某一证据效力进行认定的时候，如果有法院判决书或者仲裁裁决书作为补充认定的依据，该证据真实性当然是无可厚非的。但如果新案的争议主体和请求内容均不相同，同一证据的证明内容也可能有变，此时这种类推认定就不必然适用了。A公司主张的观点就犯了这个简单的错误。

 

　　具体到本文案例：前案中，法院认定的是《补充协议》在A与D公司之间的效力，此时B是作为D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其以公司名义所作出的意思表示(即签字)，自然对D公司会产生法律效力。但在后案中，仲裁庭需要认定的是《补充协议》对于C公司的效力问题，而此时，B签字的法律角色已经发生了改变，B只是C公司股东之一并非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在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形下，并不能以C公司名义行使法律行为，因此，B在《补充协议》上签字并不当然对C公司产生法律效力。此外，《补充协议》中明确约定了A与C之间的生效条件是“C公司盖章或者B签字且捺印”，而回看协议，C公司并没有在上面加盖公章，而B虽然在上面签字，却没有捺印，故《补充协议》在后案中的生效条件均未成就，对C与B当然不具约束力，B也无需对退还意向金承担连带责任。

 

　　在现实生活中，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签订合同时，必然会涉及到签字、盖章和摁手印的问题。那么，法律对这三者的法律效力问题又有何规定呢?

 

　　有特别约定者，从约定

 

　　合同法的核心精神是意思自治，即当事人的不违法之约定具备法律效力。在书面合同的签订方式这一问题上亦不例外，当事人双方既可以约定只需签字，也可约定只需盖章，约定签字、盖章和摁手印三者须同时具备者，亦无不可。本文案例中，后案对《补充协议》效力认定的依据就是约定的生效条件即“C公司盖章或者B签字且捺印”，签字与捺印必须同时具备才产生法律效力。

 

　　如无特别约定，三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

 

　　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，签字、盖章与摁手印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即只要具备三者当中的任何一项，就可使合同成立(当然，签字即成立的前提是需有适格的签字主体)。其法律依据在于：

 

　　第一，《合同法》第32条规定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。该条中的“签字或者盖章”之意即为具备两者中的任何一项即可。

 

　　第二，自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(二)》第5条规定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，应当签字或者盖章。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 

　　其实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最为慎重的签约方式就是签名与捺印的结合。签字是个人自然的书写流露，是个人真实意思的体现，但也会出现行为人不认可签字的情况。而按手印虽然不易识别，但其确定身份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一举定纷争的。因此，将签名与捺印相结合(例如本文后案中就作为生效条件)，能互取长短，具有规避风险的实用性。

 

　　基于签字、捺印、盖章行为的重要性，在签字、捺印、盖章时，可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：

 

　　1、合同内容是对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，在签字、捺印、盖章前，相关人员应当对合同的具体内容进行最后的审查确认，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签字、捺印、盖章。程序上要避免先签字、捺印、盖章，后填写合同内容的现象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同时，也要看清，合同是否有约定生效条件，生效条件又是否与签字、捺印、盖章行为有关。

 

　　2、公司要明确印章和合同专用章的具体用途，应当盖单位印章的，不能盖单位内部部门的章。同时，应当严格对公章和合同文本的管理，防止私盖或者盗盖印章情形的发生。

 

　　3、签约时，应当对合同经办人的具体权限加以明确，即合同是否在承办人授权的范围内签字、盖章。防止出现越权行为，从而存在法律效力风险。此外，授权一般应采用书面形式，这样既便于公司内部管理，同时也便于合同相对方审查。